小品完蛋后，什么能充当演员成名的工具？

　　小品作为近些年来一种新兴的曲艺品种，产生之初即借助影视媒介得到迅速地扩张，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成为压倒相声等其它传统曲艺的新秀，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节目和优秀的演员。但近年来，小品的发展却出现了滞阻的现象，银屏上老是一些熟悉的面孔，靠着老到的演技赢得一进的掌声，再难以真正打动人心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新兴的曲艺这样短命呢？

　　在刚刚召开的全国两会上，说起小品的生命力，全国政协委员黄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无忧虑，他说，小品的创作队伍、表演队伍、理论队伍都没有形成，现在已经没有人愿意来写、来演小品，“小品马上要完蛋！”归结这种原因，他认为有两点：其一是评价机制专家缺位，其二则是人才断层严重。

　　应该说，黄宏做为一名业内人士，本人也演过不少脍炙人口的小品，他对于小品的现状肯定有一个较为清醒的认识，其见解应能入木三分。而就笔者做为一名小品观众来看，小品的没落也正符合演艺市场的市场经济规律，换句话说，就是小品的没落正象相声一样是必然的。因为小品从一开始走红就仅仅只是被许多人做为一种成名的工具，并没有将其当作一种艺术来投入来热爱。

　　首先，从小品短小精悍的自身特色来讲，它虽然可以赢得观众一时的热捧，但却终难成大气候。从艺术上来说，小品吸取了相声、戏剧的诸多特点，表演形式更灵活多变，表演时间短，很能适应现代社会人们的观赏习惯，也适应了电视媒体文艺大杂烩的要求。所以它能在短时间内产生并走红。但其短小精悍的特点也就决定了它的“小品”特色，似乎只能做为一种点缀存在，而不能占据电视媒介的整体。这是其艺术特点决定的，是没有办法的。

　　其次，小品的短小精悍虽然使其难以成为大气候，但如果有一批为之献身的创作人员、演员共同努力，其前途还是光明的。就象文学上的小小说，近些年来，正是在老中青三代作家的共同努力下，成为一种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样式，并与其它文学样式一起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而小品呢？正如黄宏所说，不仅是专家评价缺位，而且人才流失严重，许多演员，都将其做为成名的跳板，成名的工具，并没有为之献身的艺术追求。许多演员，靠小品成名后，迅速转向影视剧行业，偶尔回归小品，也只是做做样子，没有什么

　　有感于温总理政府工作报中“六个必须”

　　今天上午，十一届人大会议一次会议在北京正式开幕，温家宝总理在大会上做政府工作报告，他在回顾过去五年所取得的成绩后说，在五年的实践中我们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第一就是“必须坚持解放思想。”第二就是“必须坚持落实科学发展观。”第三就是“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第四是“必须坚持搞好宏观调控。”第五是“必须坚持执政为民。”第六是“必须坚持依法行政。”这六个“必须”既是温总理和政府总结出的发展实践的经验，是我国近些年来不断取得社会进步的根本原因，也是我国不断克服各种困难面对各种复杂局面但无往而不胜的根本原因。

　　必须坚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在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每在重大历史关头，都是因为坚持解放思想，事实求是，从而取得了一次次的胜利。但解放思想绝不是标新立异，更不是随意地蛮干盲来，解放思想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个根本点。这一点温总理在报告中有明确的表示，那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只有在尊重实际，尊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大胆实践，才会取得更大的成绩。解放思想和事实求是是紧密相联的。

　　必须坚持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党的十七大确立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战略思想，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我们党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我们党的理论武器。总理在报告中表示：只有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这是很实际的。

　　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可以说正是由于我们坚持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三十年后的今天才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日新月异的中国。尽管三十年间，曾经有人对改革开放提出质疑，但时至今日，坚持改革开放已成为从上到下的共识。固守传统，墨守陈规，是没有出路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可能走弯路办错事，但这绝不是否定改革开放的理由。正如温总理在报告中所讲：“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重大而关键的抉择。开放也是改革，开放兼容才能强国。”

　　必须坚持搞好宏观调控。市场经济绝不是没有任何规矩的自由经济，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调控和引导是大有作为的，市场经济只有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等宏观调控之下才

　　　　看病贵与医院和药厂无关吗？

　　2月18日，广州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在为看病难和看病贵“把脉开方”时讲：“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此言一出，立即招至了全国舆论的一致批驳，有人甚至提出质疑：一个市的卫生局长何以能走遍全世界？他花的是谁的钱？

　　时隔十日之后的2月27日，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在博客发表文章再论“看病贵不贵”，不到一天，引来网友千余跟帖。针对前一阵子的争论，他首先肯定了在中国“看病贵是不争的事实”，然后转而又认为：“曾其毅的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他指出，由于当前很多人没有社会保障，或保障不足，低层老百姓觉得看病贵，但医生却觉得不贵。他认为，要让老百姓觉得看病不贵，就要从社会政策上寻求解决之路，而不应把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医院或生产厂家。

　　平心而论，无论是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还是比他高两级的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其论点并非都一无是处，都应该“有一定道理”。但为什么却招至一片反对声呢？这就愿于其立场问题。我们常说真理，但什么是真理呢？真理其实往往相比而言的，尤其是在社会科学方面。由于立场的不同，一个阶层的“真理”在另一个阶层看来就完全会变了味。象廖副厅长所讲“低层老百姓觉得看病贵，但医生却觉得不贵”即为一例。为什么百姓觉得贵而医生觉得不贵呢？因为百姓是医疗消费者，他要直接用经济来偿付求医费用，自然对贵与不贵有着切肤的体验。而医生呢？自然不会有这种体验，而且由于其薪酬收入往往与百姓的“贵付”紧密相联，他即使觉得贵，也会让其一直贵下去，因为医疗费用越贵，医院收入越高，医生收入也才会更高。因为在中国，由于体制等原因，许多医院的收入完全依赖于患者的消费。这样的情况下，医生与患者的感觉是永远难以一致的。

　　明白了上述道理，我们或许对曾副局长及廖副厅长的言论就不会感到惊奇了。他们是主管医院工作的，他们是医疗部门的娘家人，他们自然会站在医院及医生的角度来谈论是非的。当然，造成中国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原因是复杂的，有其社会的深层原因，但医院及药厂单独追求利润和收入也是原因之一。我们要解决某个社会问题，要多管齐下，既要从宏观上从社会体制上找原因，也要从微观上对一些直接的原因进行分析。象对待看病贵的原因，由国家来为百姓买单固然很好，但我们国家却

　　　“发展经济”就可以挪用扶贫款吗？

　　阜平，河北保定的一个国家贫困县，一到冬天，它就成了灰色。在灰白的县政府大楼里，地图上的阜平则有着青山绿水。县委书记孟祥伟说，这是他花30万，请人用美国的卫星拍摄的实景地图，“放大了，能看清楚办公室里的每个人。”而去年5月，阜平县农业局局长、减轻农民负担办公室主任王者飞向省市纪检委举报，称孟祥伟在职期间挪用“以工代赈”扶贫款400多万。保定市纪检委在今年8月，进驻阜平，调查发现，情况属实。但是，县委书记孟祥伟认为，他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不对。他说，那些钱用于建设县里的支柱产业。改革创新发展经济肯定要先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长远来说，那些人也会最终获益（新京报2月27日消息）。

　　扶贫款究竟能不能挪用呢？其实这不应是一个问题，国家在《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办法》中明确有专款专用的条款。也就是说，国家扶贫款都有具体的设计、目的、投放，是不允许挪用的。但近些年来，由于缺乏有力的监管等原因，挪用扶贫款的现象却不时发生，阜平与有些地方的挪用不同之处在于：这是有组织的集体决策的挪用，它没有装进个人的腰包，而是用来搞了建设。用阜平县委书记孟祥伟的话说，就是用于经济发展。那么，发展经济难道就可以随意挪用扶贫款吗？

　　发展经济自然是无可厚非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也体现了为官者的一种良心。但究竟如何造福，如何形成正确的政绩观，如何让所有的百姓都能分享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在许多人的心里或许有不同的认识。近些年来，税收、财政收入、GDP等成为某些机关衡量官员政绩的一些硬性指标，也成为各地官员政绩观的核心。我们说，以一些可量化的指标来考核官员政绩没有错，但一味地过于依赖这些指标，便有些过了。俗话讲“百姓心中一杆称”，事实上为官者究竟有无成绩老百姓最有发言权，如果财政收入增加了，税收上去了，各项经济指标提高了，但老百姓的生活却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老百姓却并没有从这些“增长”中享受到改革开放的实惠和成果，那么这样政绩是真正的政绩吗？实际上近些年来在有些地方，经济虽然发展了，但老百姓却没有真正享受到这种发展带来的成果，这是很令人深思的。

　　让阜平县委书记孟祥伟感到幸慰的是，他来阜平的7年，财政收入由不足3000万上升到上亿元，还清了1.8亿的借款

　　要警惕代表委员“抄袭”网上“民意”

　　随着一年一度“两会”的日益临近，网上关于两会的议论也日益多了起来。新华网、人民网等各大门户网站相继推出了有关“两会”的专版，以及征求意见和建议的帖文。应该说，这是好事。近些年来，中国的互联网发展迅猛，据称去年总用户已高达1.72亿。互联网已经成为社会舆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主力军，成为百姓表情达意的一个重要的工具，也成为勾通政府与民众的一个快捷的桥梁。近些年来，国家领导人和各级政府官员也都相当重视网上民意，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就多次说到看新华网民意的感受。当然，互联网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其愈来愈强的积极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也是不容抹杀的。

　　近日，看到人民网的一篇帖文：《与代表通话：“网友的声音是人大提案的最好素材”》，是一名网友与某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通话记录，在通话中，这位代表肯定了网上民意，并认为网友声音是人大提案的最好素材。“不但注意深入所在单位、所在选区、所在辖区，就老百姓共同关心的国家大事、民生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而且注意网络媒体的动态。”应该说，这种认识是有很正确的，也很实在。的确，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履职的时候，在深入选区和人民的同时，一定不要忽视网上的民意，它对于履职是有帮助的。

　　但我在这里想说的却是：我们也一定要警惕一些代表委员简单地“抄袭”网上民意。由于有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平时都有自己的工作，有的还相当繁忙，有时就无瑕很好的履职，有的甚至缺席会议。前些年媒体曝光的公众反映强烈的那些“举手代表”和“哑巴委员”即是如此。而如今，有了网上这许多现成的“民意”，这些平时忙这忙那的“举手代表”和“哑巴委员”，平时无瑕深入实际去了解社情民意，会不会“大喜过望”，以为抓住了“救命稻草”，从而攫取网上民意为已有？

　　这不是没有可能。当然，从根本上讲，这总比做“举手代表”和“哑巴委员”要好得多。至少，他反映的也是民意，也是群众关心的东西，这要比光知举手不敢发言强得多。

　　但是，做为受人民重托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仅仅靠抄袭网上民意履职是远远不够的，也是有负人民重托的。一定要深入实际中去，深入人民中去，深入现场中去，了解社情民意，了

山西洪洞矿难主犯被判无期的标本意义

　　2月24日上午，山西省临汾市举行洪洞“12·5”矿难公判大会。矿难的主要责任人王东海(公司实际投资人)、王宏亮(公司法人代表)、孔惠平（公司实际负责人）被判处无期徒刑，洪洞县瑞之源煤业有限公司被判罚金1.8亿元。

　　2007年12月5日，洪洞县瑞之源煤业公司民营新窑煤矿发生特别重大煤矿瓦斯爆炸事故，造成105人死亡，7人重伤，1人轻伤，直接经济损失4275万元。事后查明该煤矿存在着超能力生产、越界开采等一系列问题，从而被国家安监局长李毅中称之为“五毒俱全”。

　　应该说，矿难的杜绝，加强安全预防是根本的办法，但要使矿主真正重视起安全问题并不容易，也就是说如果安全投入的成本远远高于其矿难的成本，那么矿主一般情况是很难真正重视安全的。只有矿难的成本远远高于安全投入安全预防的成本时，矿主们才会真正重视起安全问题。

　　矿难的成本基本可以这样来分：一是直接的经济成本，即矿难中的伤亡人员的赔偿款，还有职能部门的罚款。这一点近几年国家已经在着手进行了，包括死亡矿工最少赔款20万元以及一些政府部门对事故矿的罚款即此。二是对矿难主要责任人的刑事处罚。这一点此前却做得远远不够。就在去年，国家安监总局李毅中局长曾就黑龙江七台河矿难发出“责任人为何两年还未处理”的责问，从而才推动了矿难的问责速度。而据检察日报的一篇报道，高检院渎检厅负责人曾就此指出，在矿难渎职犯罪中，免刑和缓刑比例高达95.6%。2006年，在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629名犯罪嫌疑人中，已经对370人作出了刑事处理，其中，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8人。法院已经作出刑事判决的有249人，其中判处免予刑事处罚131人，占判决总数的52.6%；宣告缓刑107人，占判决总数的43%；判无罪2人，占判决总数的0.8%；判处实刑9人，占判决总数的3.6%；还有113人已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尚未宣判。数据分析显示，在已经作出的刑事判决中，判处免予刑事处罚和宣告缓刑的比例高达95.6%。

　　矿难发生刑事成本的过低在国家治理煤矿安全中起了消极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煤矿安全治理的进程。在目前煤炭利润较高的情况下，一些矿主对经济上的一些损失是心不在焉的，矿难的经济损失虽大，但大都可以通过非法开采来快

　　政协常委抓小偷，警察干什么去了？

　　“这里的治安太恶劣了！”昨天，有“明星委员”之称的广东省政协常委孟浩来到深圳火车站蹲点“抓小偷”。据称，春节期间孟浩本人路过火车站地铁出口时被偷走6000元。从早上10时到下午4时间，除吃饭时间，孟浩一直在深圳火车站的地铁D出口蹲点观察，发现有10多人非常“可疑”，他表示近期将写信向深圳市有关领导反映“治安恶劣”的情况（金羊网消息）。

　　抓小偷，按常理应该是公安民警的职责，但政协常委却到火车站蹲点抓小偷，岂非怪事，深圳的警察又到哪里去了呢？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样板，是许多内陆地区学习的榜样。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我相信深圳定会成为许多纪念活动的主角。深圳的发展速度、经济发展有目共睹，但其他方面呢？就一些报道来看，最起码它在火车站的治安问题并没有与经济发展同速。一个省的政协常委在深圳被偷6000元，到罗湖口岸派出所立案，同时要求查看了当天录像，但却没有那一部分，也就是说警方的部分摄像头形同虚设。孟浩随即向公安部门提意见，但后来发现治安情况似乎并没有改善，因此他准备给深圳市有关领导反映。

　　小偷虽然是一种社会现象，或许我们很难真正做到“天下无贼”，但警察的打击力度与否却直接关系着“贼”的多少，也关系着公共治安的好坏。如果警力分布合理，并通过摄像头等辅助措施，那么小偷一定会收敛，治安一定会得到根本性的转变。如今，本应是警察法定职责内的事，却让一个省政协常委去干，这实在是警察的实职和耻辱。

　　是的，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成绩的缩影，见证了三十年的改革进程，取得的经济成绩举世瞩目。但物质文明提高了，精神文明一定要跟上去，而一个安全的生存环境是最起码的要求。深圳绝不能做经济的巨人精神的侏儒，深圳要做物质精神双发展的楷模，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发展了，只有拥有一个安全舒适环保和谐的环境，深圳才能真正成为中国的样板和骄傲。

　　愿深圳不久的将来不是政协常委帮助警察抓小偷，而是警察请政协常委视察其良好的治安情况。

　老板卢光霖为什么要说“老板也是弱势群体”？

　　卢光霖，广州白云机场董事长，曾任广州地铁公司老总。2005年，针对广州市民提出的地铁1.8万员工家属可免费坐地铁的质疑，他表示：“这些免费亲属是地铁的义务安全员，他们免费乘车是为了安全反恐的需要。”此论一出，舆论哗然。不仅当地人大代表建议取消这种部门福利，而且也招致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批评。最终，广州地铁员工家属“反恐”的权利被迫取消。但也使我们记住了卢光霖这个名字。

　　而时隔三年之后，卢光霖又有惊人之语曝出。1月20日，在广东省人大会议分组讨论中，他语惊四座。他说，现在通过媒体经常能够看到一些农民工因为讨薪或者某些生活遭遇站上大桥，站上楼顶，以自杀为威胁向社会索要赔偿的恶性事件，“动不动就上桥，一上桥老板就怕”。卢光霖说，现在当老板难，不仅面临市场风险，也面临这样的复杂考验，“老板也是弱势群体啊”。他还认为农民工月薪七八百元是社会分工的需要，并反对农民工上访，称之为“走歪门斜道”。

　　那么，老板又到底是不是弱势群体呢？卢光霖为什么要说“老板也是弱势群体”呢？

　　老板是不是弱势群体，其实是在比较中才能得出的。所谓强弱，就是比较的产物。虽然我们这个社会事事追求平等，但社会各阶层还是存在着不平等的，也就是说是有强弱之分的，这是一种事实。拿老板来说，或许如果与官员相比，与公务人员相比，其处于被管理被监督的位置，其势略弱，勉强可以称之为“弱势群体”。但卢光霖在说到老板是弱势群体时却是与民工做比较的，这就令人不懂了。农民工做为一个“弱势群体”已是近些年来的社会共识，农民工之所以成为弱势群体，就是因为他们种种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包括最基本的取得工薪的权利。许多农民工，辛辛苦苦在城市劳碌一年，到头来却拿不到工钱，找老板讨要，往往无功而返，甚至要遭受毒打。刚刚发生在江苏的民工讨薪被砍掉手臂案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案例。据最新消息，涉案的中建五局已被永久“清除”出南京建筑市场。这可以说是对农民工弱势身份的最好注解。

　　而卢光霖却认为老板是弱势群体，而且他给出的原因竟是因为农民工因为讨薪或者某些生活遭遇站上大桥，“一上桥老板就怕”，“现在当老板难，不仅面临市场风险，也面临这样的复杂考验。”看看，仅仅因为老板要“面临市场”，老板要面

　　　深圳该不该建世界最高音乐喷泉？

　　据中新网1月19日转引南方都市报的消息，深圳去年曾组织大规模“跨海取经团”赴新加坡学习城市管理的先进经验，市城管局将媲美国际名城作为目标。今年将全方位提高城市优美度。在夜景方面，深圳已有深南大道灯光长廊，还将打造滨海大道灯光长廊。他透露，深圳湾有意建设208米高的灯光音乐喷泉，去年已开展前期工作，建好后将成为世界最高喷泉。据了解，目前世界最高的灯光音乐喷泉在韩国，高度为202米。

　　应该说，市政建设对于一个城市来讲是很重要的，就象一个人一样，设计什么样的发型，穿什么样的衣服，对于其形象很关键。将城市建设得更美没有错，但是不是一提城市建设就非得去争个世界第一呢？难道只有建成“世界第一”了，这个城市才会更美吗？

　　还拿人来作比方，一个人的仪表自然是很重要的，但仪表包括内外两个部分，既有外在的穿戴和修饰，又有内在的精神气质，而且很多情况下，内在的气质对于一个人来说更重要。因此，一个人更应该注重内在品格的修养。如果只注重外表的穿戴，而不去修养品格，那么这个人的仪表便不会好，顶多可以被称为花瓶。

　　对于一个城市来讲，同样也是这样。不错，出于地理位置的原因以及国家政策的倾斜，深圳已经成为改革开放的样板，深圳的发展令世界瞩目，深圳已完全有财力为自己换上更好的衣服，穿上世界名牌，但这样真有助于改善城市的总体仪表吗？“穿衣戴帽”工程，建世界最高的音乐喷泉，究竟得花多少钱呢？虽然报道没说，但我想一定不是个小数目，深圳的确够财大气粗了。但我却丝毫没有感觉到深圳的内在品质，没有感觉到它对于人的关怀，没有感觉到它对于中国其它地区的关怀，它实在就象是一个依靠国家政策照顾而站起来的暴发户，极力想通过外在的“世界第一”来说明自己身份。但终究只是一个暴发户。它的贪大求全的城建思路让我想起了近来发生在山西等地的富豪巨金嫁女事件，对了，这样的事深圳也有一起，据说光酒席就花出了天文数字。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而深圳正是中央政策的产物，是改革开放的国策中产生的一个新兴的城市。中央以政策催生出一个深圳特区，其目的是以点带面，为改革开放提供一个宝贵的经验，从而最终带动整个中国的发展。胡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讲，要让所有的国人共同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而

　　“影响世界”的西丰能影响西丰人的经济吗？

　　自年初辽宁省西丰县警察进京抓记者事件后，辽宁西丰就一下子“名扬全国”了。现在，抓记者事件尚未尘埃落定，又有媒体曝出，做为省级贫困县的西丰近年来正在倾力打造“世界最大”（新华网1月17日转引中国青年报消息）。

　　“全国最大是事实，世界最大是目标！”“天字号工程！从现在开始让西丰影响世界！”在辽宁省西丰县东北土特产品交易中心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墙外，几幅红底黄字的宣传标语格外醒目。据西丰县官方的资料，交易中心总征地面积2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48万平方米。另据东北土特产品交易中心网站有关介绍，该交易中心总投资6．5亿元，正常运营后，预计年交易额可达80亿元，实现税收2．5亿元。西丰县所属铁岭市一位领导曾这样评价交易中心的建设：“举全县之力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大思路、大手笔、大气魄”，“经济发展理念与构想超前，值得肯定”。

　　但是很多西丰市民，却将交易中心和鹿城商贸大厦一起，视为“好大求全”的面子工程。那么，交易中心的建设资金来源于何方？交易额又如何？是否实现了预期的经济目标？倾全力打造的企图影响世界的交易中心到底能不能影响西丰人的经济呢？

　　关于建设资金，铁岭市一名领导评价说：“西丰城建钱从哪里来？他们把一切能经营的都拿到市场上去经营，钱从市场当中来，钱从经营城市中来，钱从机制、体制创新中来。总之，西丰在城市建设上的基本经验是县小志气大，钱少办法多。”果真如此吗？在《关于西丰县东北土特产品交易中心招商引资任务分解及考评意见》这份文件中，参照各乡镇、各部门副科级以上领导职数、单位干部职工人数等实行划档分组考核，以商品楼建筑面积为单位，分别下达任务指标。工作列入西丰县2006年党政班子及其成员目标管理之中，没有完成任务的单位，全年工作实行一票否决。不过，令人费解的是，这项招商引资任务，年终考评的却不是引资金额，而是“以东北土特产品交易中心提供的购房合同和交款收据为依据”，“按商品楼建筑面积为单位”。据知情人透露，机关单位完成这项“招商引资任务”的方法各有不同，有的是单位出资，有的是职工集资，有的是单位给予补贴，请人买下。

　　关于交易额，在交易中心已开业近5个月的时候，记者在1月12日~14日下午2时到4